也就是说，标准具有统一性、技术性。
因此，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的法效果及拘束性，并非是绝对的，而是有限制的。技术标准的制定程序既要遵守科学原则的要求，由专家组织从事制定和技术审查工作。
虽然每个人都是基于专业判断来发表意见，意见之间并无高下之分，但是，终究要得出一个结论，所以在组织上采取了委员会制，在表决上采取了多数决制。1978年2月17日，联邦行政法院在福尔德（Voerde）案中采用的就是这一理论。另一个立场是，仅此还不够，标准的资质还要得到客观的检证。在司法审查中，法院如何对待技术标准的问题，与前述技术标准的性质是密切相关的。[25]有关风险行政的司法审查，可以围绕着技术标准展开，也可谓技术标准准据型司法审查，一方面可以提升司法审查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司法审查的难度。
在技术标准的管理程序上，通常涉及技术标准主管部门与标准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有时还涉及不同主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问题。从实定法角度而言，凡属于立法的，均能在《立法法》上找到根据、受《立法法》的规范。本法庭认为这种受保护的方式可以扩展到用代孕生孩子。
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关于再生育子女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适用。2015年7月，《保护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儿童法》正式生效，标志着泰国开始步入依法规制代孕时代。可以先考虑对不孕不育夫妻、失独家庭放开其寻求代孕帮助的限制，如像前文提到的全国首例人体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中的当事人，以及在突发灾害中失去子女又不再具有生育能力的人群等，他们是最为迫切希望获得代孕许可的群体。2003年繁殖辅助医疗技术专业委员会在《关于精子、卵子、胚胎的提供繁殖辅助医疗制度整备报告书》中，规定优先考虑代孕子女的利益，不得将他人作为繁殖工具。
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从宽宏的历史维度评价一项社会政策，或许难言对错，但不同的价值引领，终将铸造不同的世界。
其次，从制度目的角度来看。因此，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经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行为入罪化的背景下，进一步讨论是否应将情节严重的非法组织代孕行为予以入罪，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14] 同样，日本目前亦无专门的代孕立法，但有规范医疗机构的行业规则。[29] 前引10，潘荣华、杨芳文。
[16] 贾一曦：《韩国代孕法律问题研究》，载《北方论丛》2018年第1期。笔者以为，让自然孕育客观不能的夫妻有路可走，合理合法地实现生育权，同时对具有刑事不法性的非法组织代孕等保持高压态势，行刑联动科学共治，从而实现代孕治理的天理、国法、人情的统一，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对代孕这一时代之问的应有回应，又是刑法对我国人口政策施行提供有力保障的应有抉择。要禁止代孕，特别是禁止那些不能怀孕、不宜怀孕者寻求代孕的协助，就必须有充分的根据，必须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则的要求[4]，进而认为，现行法规对代孕行为采取一律禁止的做法，违背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则，有失妥当。首先，从生物学角度来看。
这一切，都极大地挑战了社会的法律、道德和伦理底线。爱达荷、田纳西、弗吉尼亚和怀俄明这4个州对待商业代孕的态度较为暧昧，没有明确允许或禁止，对有关代孕纠纷案件的判决也时常不一致。
但是，代孕产业在我国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二）构建完善的前置法律规范 当前，在2001年《办法》明令禁止实施代孕行为的背景下，为及时回应民众关切，亟须尽快出台一部效力层级更高的法规，构建更加完善的制度，加强对包括代孕在内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
[11]与英国法律模式不同的是，在荷兰，代孕协议的合法性并未得到承认。[13] 法国没有专门的代孕立法，相关规定分散在《生命伦理法》《民法典》及《刑法典》之中。原则上每个人都有生育的权利，但鉴于现有社会伦理道德发展阶段，应积极稳妥，逐步放开许可范围。[23]专家指出，正规医院的取卵手术对环境要求高，必须无菌、恒温，而大部分地下代孕往往寻找非正规诊所取卵，由于缺乏监督，存在消毒不彻底、器械重复使用、操作不规范等风险，若出现过度刺激或者感染，供卵者会有生命危险。对违法违规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机构和个人，依法给予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暂扣或吊销许可证与执照等行政处罚。（一）代孕合法化的理论争议 对于代孕行为的合法化，否定论者主要是从维护生殖伦理秩序、保障人的尊严、防止对贫困妇女的剥削压榨等角度来证成其观点。
此外，原则上，代孕所使用的精子与卵子除由寻求代孕服务者自行提供外，应均为自愿者匿名无偿捐赠，由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提供。三是《生命伦理法》修订案，禁止有偿代孕的中介行为，其第13条之二（新设）的第（一）项规定，通过中介介绍达成的代孕协议无效并禁止医生为其实施代孕技术，并在第51条中规定了相应的惩戒措施，对违反者处以3年以下徒刑。
二是代孕母亲提供卵子，委托夫妻中的丈夫提供精子，通过体外受精的方式培育胚胎后，植入代孕母亲体内，生产孩子。因此，不仅要生育，还要尽可能地多生，以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和国家义务。
[2] 刘长秋：《代孕的行政规制模式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而在伦理层面，被爆出的绝大部分是有偿代孕，意味着女性的子宫和生出来的孩子都被商品化，故孩子如有先天缺陷、残疾，则很有可能被遗弃，或者被代孕机构当作失败品、残次品另行安排，或者被所谓的客户直接要求弃养、退货，甚至有男同性恋客户交了钱，在孩子即将出生时，因和另一半分手，反悔不愿再要孩子而人间蒸发。
无论代孕所生子女与委托他人代孕者之间是否具有基因血缘关系，委托代孕者都不能否认其与代孕所生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都要承担起法定的职责与义务，拒不履行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甚至追究其遗弃罪等刑事责任。2014年11月27日，泰国国家立法议会通过了《保护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儿童法（草案）》。这无疑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人民群众的正当需求必须予以重视和关切，否则极易引发社会矛盾和风险。《荷兰刑法典》第151b条规定，有偿代孕构成犯罪，但其1998年的人工授精管理声明接受无偿代孕。
违规采供精子、使用不具有《人类精子库批准证书》机构提供的精子的行为。其中，加利福尼亚、新泽西、内华达、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等11个州对有偿代孕最为宽松，所有父母都允许代孕，并且支持Pre-Birth Order（代孕委托方在代孕婴儿出生前就可以要求把其名字作为家长加在代孕婴儿的出生证明上）。
刑事法定量则须经两次定量方能完成，其中，第一次定量决定了犯罪的罪状，即从前置法不法行为类型中选取出法益侵害严重的行为类型，将其定型化为刑法中的犯罪行为类型即犯罪构成。第三，充分利用现有的刑法规定规制非法组织代孕行为的关联犯罪。
而功利主义观点则认为，代孕母亲不仅帮助受术夫妻有了孩子，使之有机会建立完整的家庭，而且代孕母亲也通过代孕实现了代孕动机（获得巨额收入），因此，妊娠型代孕是生殖互惠的体现，即它不仅没有对代孕母亲造成剥削，而且对代孕母亲和受术夫妻有利，增加了整体的福利。其他五种代孕方式均属于医疗技术上所称的代孕。
路易斯安那、密歇根和内布拉斯加州则明确禁止商业代孕，如在路易斯安那州，其对无偿代孕进行了严格限制，有偿代孕将受到刑事制裁。2019年，《代孕（管理）法案》在坚持2016年禁止商业性代孕立场的同时，[8]增加了采取新措施来保护代孕母亲和委托父母的内容，规定代孕仅适用于不育的代孕近亲，并限定为印度公民，同时对双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健康和住址等进行了限制性规定，商业性代孕则被全面禁止。一边是强烈的市场需求，一边是规范的禁止要求，在巨额非法利润的诱惑下，灰色甚至黑色的地下代孕遂应运而生，并日益猖獗。经2004年修改，该法并入了《公共健康法》，虽然作为法律形式的该法消失了，但其所体现的内涵仍具有重要意义。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8]不符合再生育子女资格者、单身、同性恋者等不具备合法生育主体资格的公民，不能通过辅助生殖医疗技术帮助生育子女。
第18条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在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过程中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的行为。
前置行政法的完善和作为后盾保障的刑事法的修改都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针对非法组织代孕活动猖獗、危害后果严重的现状，刑法不能缺席。因此，只有具有严重法益侵害性的行为才应被规定为刑法中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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